从交易规模来看,截至2018年,全球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总量约为740亿美元,占当年总体募资市场(1.49万亿美元)的5.0%,增速却十分可观;如果以十年为跨度进行比较,2018年全球私募股权一级市场规模仅为2008年的2.1倍,而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则达到了2008年的3.7倍,后者较前者的增速高出了约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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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私募股权市场已累计了半个世纪的成长经历相比,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自2008年合伙企业法出台开始,只走过了短短12年的时光,至今仍然是一个年轻、充满发展潜力的市场;但硬币总有正反两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私募股权一级市场在快速发展时埋下的潜在问题已开始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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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的交易数量剧增,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叠加资管新规的出台,投资者对流动性有更高的诉求,而这也与我们在访谈中得到的结论一致。事实上,根据调查问卷中的买方机构反馈,GP出售项目标的主要是由原LP对流动性诉求引起,且此诉求在未来短期内还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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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统进入私募股权市场的资金可观,但多层嵌套严重。在“双创”大发展和“供给侧改革”的双重刺激下,银行机构对私募股权的投资在2016、17年达到了最高峰,累计金额逾九千亿。庞大资金的注入,无疑为中国互联网及科技创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金融分业监管的模式下,也导致了嵌套错配情况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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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系机构-资本寒冬下灵活退出、砥砺长项或为券商系机构核心议题
在分业监管的背景下,除了银行系资金外,券商资金也大量涌入私募股权市场。根据我们数据库统计,自2014年开始,国内各大券商公司投入到私募股权市场的金额呈几何增长趋势,并于2016年达到投资规模的顶点。从2010年至2016年,券商投资公司投资年复合增长率为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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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银行系资本,资管新规对于保险资金的影响并不大。而作为真正的长期资金,险资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取代传统银行资金的最佳出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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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基金-逐步与市场机制接轨,更好发挥引导和协调行业发展作用
相比于千亿级别的存量市场,政府引导基金在2016-2020年累计参与的S交易金额仅仅为10亿元,随着未来大量基金到期,这样的退出速度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策的不断优化和革新,政府资金参与的基金份额定价会逐渐与市场机制接轨,为市场交易提供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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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数据来看,此前的私募股权二级交易中,市场化参与者收购了约80%机构转让的份额。然而,新形势下,资管新规对金融机构及政府的深度市场参与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促进各金融机构回归业务本源。这一过程必然需要灵活多元的退出机制予以承接,也需要拥有相对丰富资金的金融机构提升对退出过程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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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政府引导基金所持有的份额,在短期内均有或多或少的调仓需求。我们可以看到,资管新规颁布后,一系列配套规定致力于通过鼓励金融机构子公司入场,加强体系内风险份额退出消化,去除此前的多重嵌套及通道业务,希冀资金“脱虚向实”,推动资金回归资产管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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